專家：魯迅作為一個文學家 其價值尚未被充分認識

 今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作為一位在現當代文學領域至關重要的大家，他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研究闡釋空間，導致關于他的研究至今是一門顯學。然而另一方面，其豐富性也對今天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天的魯迅研究存在怎樣的誤區(qū)？ 如何更好地繼承魯迅的精神遺產，使之與時代激蕩出更加廣泛的共鳴？本報記者對話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彬彬。

　　嘉賓:王彬彬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采訪:邵嶺 本報首席記者

　　記者:對當下海內外魯迅研究的總體判斷是怎樣？你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說，研究魯迅，需要自己有充分的知識和文化儲備。據你觀察，當下在魯迅研究領域，有沒有什么比較明顯的重要的誤區(qū)？

　　王彬彬:魯迅是現代作家里被研究最多的。一方面，研究魯迅很容易，因為資料很多，而且魯迅又是個極其豐富的對象。研究對象如果很單純，意義很明確，就沒有太多可以闡釋的空間。而魯迅的文本和整個人生經歷都是內涵豐富，有很多不確定性，就給研究留下了很多闡釋的可能性。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狂人日記》就可以有很多種闡釋。魯迅到底想說什么，想表達什么，到目前為止都不確定，不像有的作家有的小說，大家對他們的判斷認識和審美評價都是定型了的。魯迅所有文本都是這樣，因為他的表達方式，語言特性，和思想的復雜性，都是可以從各種角度闡釋的。

　　但實際上，魯迅研究很難，我經常跟學生講，輕易不要寫研究魯迅的文章，一是魯迅這個對象本身理解起來不容易，二是很多話別人說過了，今天再要對魯迅的思想狀況和文學特色有一些有新意的有價值的看法，很難，對研究者要求很高，需要有很好的文化修養(yǎng)，很好的語言感覺，很充分的常識和對現代文化史政治史的充分了解。如果基本常識都沒有，而是把已有的東西做重新組裝，或者用時髦理論附會，那就沒有意義?，F在這種情況比較多，這不是很負責的研究方式。

　　記者:關于基本常識的缺乏，能舉例子嗎？ 什么樣的基本常識，在一些研究者那里是缺乏的？

　　王彬彬:比如有人寫文章說，魯迅在廣州洗澡多，是為了討好許廣平。有沒有基本常識？ 洗澡多是因為廣州熱嘛! 廣州是他所有生活過的地方里氣候最熱的。他日記里記載，六七月份的時候3天才洗1次，已經很少了。還說魯迅在中山大學給本科生上課，是早就預見到了2007年教育部下文，教授要給本科生上課。問題是那個時候中山大學剛剛創(chuàng)辦，本科就是它最高級別的學生了。連這種常識都沒有還研究魯迅？

　　另外，魯迅的文本意義是很豐富的，一篇短文也有多層意思。但有些研究者，連魯迅文本最表層的意思都沒有弄懂。魯迅有一篇文章叫《導師》，告誡青年人要主動去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相信“烏煙瘴氣的鳥導師”。這里的“鳥導師”指的不是學校的老師，而是權威名流，精神上的引導者。但就有人寫文章說魯迅后來離開了學校，“不當鳥導師了”。這就是根本沒有讀懂魯迅。

　　記者:是什么造成了魯迅的豐富？

　　王彬彬:兩個原因。

　　一個是魯迅的語言表達方式。我們說，越是好的文學語言越有暗示性。古代詩人里，白居易為什么比不上李商隱？因為他語言直白，暗示性比較少，往往只有一個意思。而魯迅是個語言大師，語言感覺非常好，他的遣詞造句是有巨大包容性暗示性和多層次性的。

　　還有就是他思想本身的復雜性。有時候我們說一個人寫文學作品不是把一個事情想明白了再寫，如果想明白了就沒必要寫小說了，去寫論文就好了。有時恰恰對生活對社會有某種困惑和迷茫，就是為了表達這樣的困惑和迷茫，這才是一個好的作家。魯迅的好多小說都是這樣。一個優(yōu)秀的作家就是這樣。所以有很多不確定性，可供闡釋的空間。一般文本都有表層故事，如果表層故事都讀不懂而要研究魯迅，那不是胡扯嗎？

　　記者:最近幾年，隨著越來越多研究資料被發(fā)現，新一代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些質疑魯迅的觀點，特別是他對日本的態(tài)度。證據之一就是他的日記里沒有記錄和日本有關的大事。你怎么看？

　　王彬彬:“九·一八”以后，魯迅當然寫過相關的文章?！缎麄髋c做戲》《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不都是在說抗日問題嗎？批評當時一些年輕人的草率輕薄的言行，說這樣是不行的。黑龍江的馬占山抵抗日本，上海熱血青年組成“青年援馬團”，宣稱要步行去東北，而且只穿一件夾襖。魯迅就說了，現在有鐵路，為何要走著去？東北很冷，為何不多帶點衣物？魯迅認為，他們不過是在做戲。結果被魯迅說中，他們在常州玩了一圈就回上海了。

　　魯迅對于中日關系是有自己一整套看法的，他對雙方都很了解，而這種看法，幾句話是說不清的。但是他說過一句非常有價值的話：什么時候中日之間能夠真正和平？只有中國力量和日本力量真正對等的時候。這句話是很有力量的。特別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而這是他跟別人聊天的時候說的。

　　至于魯迅的日記，魯迅日記的特色就是從來不記國家大事。他的日記都是瑣事，收到誰的錢，還了誰的錢，跟誰一起吃飯，買了幾本書。這是他寫日記的原則，不對大事發(fā)表意見。他覺得，日記沒有必要記大事，大事都在報紙上了，日記是記私事備查的，不記會忘。他的日記主要功能是備查。比如借錢。是備忘錄。魯迅在北京時期是經常借錢的。到上海就不需要借了。

　　我20年前就關注過這個問題。一一對照過。后來我發(fā)現他就是這么個人。包括個人生活中發(fā)生的大事，也一筆帶過，包括與周作人，鬧那么大的事，也就“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就完了。

　　記者:這個有點像紅學研究。研究到現在，要有新發(fā)現新觀點新角度很難，為了做出成果，只能不走尋常路。

　　王彬彬:對。一方面，關于魯迅的闡釋已經很多，要有新意不容易，另一方面，文學研究不僅僅是發(fā)現新史料問題，更重要的是研究主體跟研究對象的碰撞，在這樣一種碰撞中產生出新理解。這里面，對研究主體要求很高，有沒有資格能力與魯迅產生碰撞，這很重要。你面對這樣一個對象，不能老是抓一些雞零狗碎的東西。但是今天有人就是這么做，這是一種學術生產，也沒什么奇怪。因為魯迅的資料太多，隨便搞一下就是一篇文章。

　　記者:很多青年學者還是對魯迅很有興趣，經常會引用魯迅的語錄。你自己也帶了很多學生，也接觸很多青年學者。你對于他們研究魯迅有什么建議嗎？

　　王彬彬:魯迅研究，我一直認為，對研究者的要求蠻高的。要研究魯迅，首先要清楚魯迅是不是一個適合你研究的對象。比如你自己首先要是一個語言感覺很好的人，不然你不可能真正去欣賞魯迅。因為你感覺不到他語言中的內涵。還有就是魯迅研究領域已經被弄得很亂，很多史料都是有問題的，要經過各種考辨，不能拿來就用?，F在你要寫一篇罵魯迅的文章很容易，一大堆文章；要寫一篇歌頌的也很容易，一大堆資料。但很多的回憶、說法都是靠不住的。要進入這個領域，對于大的狀況要有了解，要知道對于資料的運用要特別小心。

　　研究魯迅，首先應該盡可能地直接面對魯迅文本。我們首先應該明確，魯迅是一個杰出的文學家，如果離開了這一點，忽視了這一點，不對他文本的豐富性有深入的體味，就在外圍的一大堆堆積如山的史料里東找一點西找一點，很容易，但也很扯淡。

　　而且我反對一個人只研究魯迅，或者只研究一個作家，一個問題。這樣一定研究不好魯迅。當然你可以在一些史料問題上做得很深，在一些技術性問題上做得很好，但是視野會狹窄。

　　記者:有些研究者過多倚重史料，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從文學層面上認識魯迅，還是面對文本更難？

　　王彬彬:很多人不覺得魯迅好。他們沒有從魯迅作品中獲得一種巨大的審美愉悅和陶醉，那說明他的能力在面對魯迅時就有一個審美盲區(qū)。

　　記者:從事魯迅研究這么多年，你本人最喜歡魯迅的哪部作品？

　　王彬彬:我個人很早讀魯迅就被魯迅吸引，但不敢說自己是一個合格的研究者。很多時候我不是把他作為研究對象，而是欣賞對象，什么時候拿起他的作品，哪怕已經讀過無數遍，都覺得深刻準確有味道，那么美。在閱讀之余有些想法，寫些東西，如此而已。

　　這種吸引首先是語言，那種表達方式。小時候讀 《野草》 散文集中《秋夜》的第一句話：“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樣的語言表達方式，有一種奇異的美。

　　記者:你曾經寫過一篇 《月夜里的魯迅》，里面提到說，很多人認為魯迅是嚴酷的，但其實不僅僅如此。你怎么會關注到這一點？

　　王彬彬:就是從文本出發(fā)。魯迅研究的史料太多，而我的文章引用別人的資料是比較少的，都是直接面對文本，而不是從史料里去發(fā)現。你對魯迅文本的感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張三李四怎么說。關鍵是你自己怎么說。

　　這就是我從他的日記里發(fā)現的問題。他在北京的日記里經常會記到月亮，這個很獨特。很少有人日記里經常寫月亮。我發(fā)現這個和魯迅的精神有關系，再對照他同期寫作里的內容，《狂人日記》《秋夜》里寫到月亮，你再看他當天日記里關于月亮的描寫，坐在窗前，窗外正有一輪月亮，這其中一定是有關系的。然后你會發(fā)現魯迅精神上溫熱的傷感的無奈的軟弱的一面，這才是一個真實的魯迅。其實他的很多文本表達的正是傷感和無奈。這是我直接面對文本產生的感受。

　　記者:我突然想到，做現代文學，包括古代文學，到后來拼的就是視角，因為大家能接觸到的材料都是一樣的。關鍵是你能用什么新的眼光去看待材料。

　　王彬彬:視角就是感受，你一定要有獨特的感受，才能有獨特的視角。這就是你對研究對象的直接感受，拋開所有史料。很多人一輩子研究魯迅，其實從來沒有真正和魯迅零距離接觸過，而是通過各種史料各種中介來認識魯迅。你的生命從來沒有和魯迅的生命直接碰撞過，怎么可能讀得懂魯迅？魯迅對于他們，完全就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

　　記者:我們剛才在討論魯迅時一直沒有提胡適，你會覺得是一個重大的疏漏嗎？

　　王彬彬:很多人會把他們進行比較，因為兩個人都是現代文化史上巨大的存在。但非此即彼的選擇絕對是荒謬的。他們兩人完全是可以并存互補的，他們的對立性沒有通常以為的那么大。特別是在文化理念上，他們幾乎沒有對立。胡適也是終身堅持啟蒙立場，堅持對舊文化的批判。這和魯迅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胡適的氣質背景不一樣，所以除了思想啟蒙之外，胡適還關注制度層面的建設，而魯迅對這方面是沒有興趣的。當然兩人的生活境遇差別也非常大，胡適當了北大教授，得意風光?！熬拧ひ话恕鼻昂?，他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夏天去北戴河消暑度假，這在魯迅是不可想象的。魯迅經常用一個詞就是“掙扎”。生活就是苦苦掙扎。這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這兩個人都是巨大的文化存在，對于我們后人來講都是寶貴的文化遺產。

　　記者:怎么看待魯迅作品被撤出中學教材？ 是魯迅過時了嗎？ 魯迅以及魯迅研究，對當下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到今天為止仍然非常寶貴的東西是什么？

　　王彬彬:首先我也并不認為中學生課文里應該選很多魯迅作品，因為魯迅的很多東西不適合中學生來學，中學生理解起來是很難的。如果給中學生讀，要選那些文學性特別好的，比較溫暖淺顯，簡短凝練的。但過去我們選擇的標準不是這樣，會有文學以外的標準和考量。

　　另外，我們的課堂上對魯迅作品的闡釋和解讀也有問題。比如《孔乙己》，老師就會說，是批判科舉制度，但這只是魯迅小說最表層的意思。這樣解釋就把魯迅這樣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膚淺化了。

　　其實這些問題在技術上操作不難，但牽涉到很多大的文化背景，其實可以好好討論，請專家來討論，選文和解讀。

　　魯迅當然沒有過時。他在中國現代史文學史上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一方面，他是整個中國從舊文化向新文化轉變，從舊的社會形態(tài)向新的社會形態(tài)轉變的過程中產生的這么一位身上凝聚了巨大歷史內涵和時代內涵的人物；另一方面，魯迅的學術研究和散文寫作小說寫作在他那個時代都是一流的，比如魯迅對中國文學史的看法，就《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這么一篇文章，對于魏晉文學的看法，今天所有古代文學史家都不敢繞過他。

　　然而，作為一個文學家的魯迅，其意義遠遠沒有被認識。我們過去總是不把魯迅作為文學家，而作為一個文學家的魯迅，其價值是被低估的，還沒有被認識得很充分。他的作品里巨大的文學性，他用現代漢語進行文學表達的能力，沒有得到很好的認識。比如他的語言藝術，用現代漢語進行文學表達的才華，實在是無與倫比的。正如有人指出的，《狂人日記》里一句“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就寫出了一個精神病人的狀態(tài)。一個平庸的作家，寫了3000字，還寫不出這個狀態(tài)。